选举权和平：女性参政如何减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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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slyn N. Barnhart，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政治科学助理教授；Robert F. Trager，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科学教授；Elizabeth N. Saunders，乔治城大学教授；Allan Dafoe，牛津大学助理教授。

来源：Barnhart, Joslyn N., Robert F. Trager, Elizabeth N. Saunders, and Allan Dafoe, “The suffragist pea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4, No. 4, 2020, pp. 633-670.

导读

女性选举权如何影响民主和平？本文深入探讨了女性选举权与民主和平之间的关联，填补了民主和平理论在性别方面的研究空白。文章首先论述了男性与女性在对冲突与合作态度上的根本差异，进而提出了基于“讨价还价模型框架”和“观众成本”概念的关键假说，一元起始假说与二元起始假说。这两个假说中，民主和平可能是一元的（monadic，即单方面由某一民主国家造就），也有可能是二元的（dyadic，即民主国家间的）。接着，文章通过荟萃分析（Meta-analysis）和统计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验证这些假说的可靠性。研究揭示了一个重要发现：当民主制度赋予女性选举权后，女性更加和平的偏好会造就一元及二元民主和平。这一发现突显了女性选举权在维护民主和平中的关键作用。文章的分析逻辑严谨、方法论合理，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支持其观点，为理解个人层面的性别差异如何影响国际层面的和平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首先回顾有关性别与使用武力二者关系的文献，对在外交事务中使用武力的观点中的性别差距特征进行理论分析。随后，本文发展理论并试图解释：将选举权扩大到女性将会如何改变选民的偏好，以及这些变化如何与国内政治制度和战略背景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国家发出威胁和参与战争的决策。本文认为，国家偏好的转变影响了冲突的政治成本。在一元层面，降低了一国引发冲突的可能性；在二元层面，降低了国家间争端的可能性。

随后，为了加深理解不同性别对于使用武力的看法的区别，本文开展实证研究，对近期的13项调查实验和4项与国际冲突相关的原始实验进行了荟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女性受访者的观点存在巨大差异。在向六个国家的受访者呈现的一系列危机情景中，女性不太支持使用武力。这些涉及国际危机的调查实验可以更准确地推断受访者心目中的反事实政策（counterfactual policies），及其观点背后的原因。例如，我们发现，在观众成本（audience costs）上升的情况下，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加反对使用武力是因为领导者的好斗（belligerence），而不是因其前后矛盾。

此外，本文还研究了跨国冲突的数据，以评估女性选举权的影响。本文发现，当女性选举权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时，它不仅是和平的重要成因，而且甚至可能是民主和平的必需品。如果民主国家缺少女性选举权，并没有其它证据足以显示出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和平。

理论：从性别差异到选举权和平

现有的民主和平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性别的”。阐述女性选举权对民主和平的影响不仅需要创建理论来说明：女性的偏好如何影响具有女性选举权民主国家的参战意愿，还需要说明该国家如何在国际体系中与其他国家进行战略性互动。因此，本文的理论涉及：女性的偏好如何在民主政府中获得政治发言权，以及这些政府参战的政治成本的增加如何影响国家间的讨价还价和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尽管民主国家之间不互相争斗这一主张在实证层面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是学界对于这一实证规律的性质和来源仍然存在理论与实证分歧。关于民主和平的根源，学界存在着长期的争论，而在近期，视角重新聚焦于公众舆论。诚然，有关民主国家公众舆论和外交政策的研究表明，精英对于议题偏好（issue preference）具有重要影响力，但是，公众舆论是制约民主领导人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公众是否可以制约民主领导人，使得他们在总体上更偏向和平，正如康德的论点所暗示的那样，公众对于发动战争这一问题更加迟疑。

如果公众舆论是民主和平的重要推手，那么选民构成的变化，例如将选举权扩大到女性，就会由于新获得选举权的群体不同的系统性偏好而产生影响。本文主张，增加大量具有结构性不同偏好的选民可能会改变政治领导人对于使用武力的考量。将选举权扩大至女性可能会限制国家使用武力。

研究表明，有关使用武力的公众舆论的性别差异似乎是跨越国界的，尽管其规模和性质因国家和背景而异。

女性的偏好如何事关紧要

一个群体的偏好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取决于该群体的选举实力（electoral power）以及通过民主制度传递的政治声音。初步估计，民主程度决定了公众影响力的大小，而选举权的扩大决定了投票公众中是否包括女性；因此，两者共同决定大众层面的女性偏好是否影响国家行为。

制度为女性选举权影响精英决策者提供了两种途径。首先，制度改变了民选政客的动机，使他们对自身所察觉到的女性关心的问题更加敏感。影响力的第二条途径是选择更能代表公众偏好的精英。投票行为的性别差异与预测一致将是支持这一机制的证据。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是女性选民影响政策的必然结果：根据中间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女性选举权可以反事实地改变多名候选人，使其朝着女性选民偏好的方向发展。

女性选举权与和平：假说

重申一下：舆论证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在总体上反对使用武力，而不仅仅是反对向其它民主国家使用武力。女性不会反对自卫反击，而且会对环境和正当理由做出反应——女性和男性对许多相同的环境因素做出反应。因此，包括女性在内的选民对冲突的支持基线水平较低，但在其它方面与其他选民基本相似。 我们在这里讨论这种概念化的含义，并在附录中将这些想法形式化为两个模型。 需要阐明的是，这并不是性别可能影响民主和平的唯一途径，但它是与女性选举权的出现相关的公众偏好发生巨大转变的最直接途径。

费伦（Fearon）提出的讨价还价模型框架（bargaining model framework）为理解冲突的政治成本变化带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一般来说，政治成本的增加会降低冲突爆发和战争的可能性。原因之一是成本的增加扩大了议价范围的大小。这首先意味着需要重新谈判才能避战的这一类现状的减少。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战争的可能性得以减小。

更宽泛的议价范围还可以减少因承诺问题（commitment problems）而引发的战争。承诺问题的产生系源于权力向一方倾斜。如果失去权力的一方更偏好战争，而非就权力转移后可以达成的最佳结果进行讨价还价，那么战争就会发生。失去权力的一方战争成本的增加会使其不情愿战斗；掌握权力一方的战争成本增加，会提高衰弱国有能力达成的讨价还价的质量。因此，上述这两个因素都会破坏承诺问题，使得衰落的国家可能更偏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几乎所有这些模型都表明，当国家自身的冲突成本相对于和平的好处增加时，它们不太可能通过引发危机来强行改变现状。因此，我们预计女性选举权民主国家引发危机的可能性较小——就危机的引发而言，这是一元的（monadic）民主和平。

H1: 一元（Monadic）起始假说：与缺乏女性选举权的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相比，采纳女性选举权及其它民主制度使得国家引发危机的可能性更小。

由于采纳女性选举权而具有更多和平主义偏好的国家有可能无法避免与持不同看法的其它国家发生冲突。如果由于外国侵略者而导致战争成为战略要务，那么偏好的边际变化不会影响冲突的总体可能性。因此，一些长期的敌对，例如法国和德国之间，可能需要双方都采用民主制度和女性选举权才能结束竞争。当双方都更加和平时，双方都不需要担心被剥削，信任就会增加，而发生冲突的整体可能性就会降低。

当双方成本同步增加时，挑战方相对另一方的需求范围往往保持不变。无论国际冲突是由于对合作会得到回报的信任的缺乏，还是行动者决心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冲突成本的双重增加都会使得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将选举权扩大到女性，结合她们普遍更和平的偏好，可以改变两国的偏好和侵略倾向，从而很可能改变彼此对于对方的看法。

H2: 二元（dyadic）选举权和平假说：与缺乏女性选举权的两个民主国家或两个专制国家相比，如果两个国家都采纳女性选举权及其它民主制度，则它们之间不太可能发生冲突。

对于男性和女性有关使用武力的偏好差异的荟萃分析

在荟萃分析中，本文借鉴了国际关系学者截至2016年对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所进行的实验。这些实验描述了潜在或实际的国际冲突，并询问受访者对危机讨价还价结果的偏好。本文还在四个不同的国家进行了四项原创实验。

为了进行荟萃分析，本文将注意力限制在描述未来使用武力或过去已成功使用武力的小插曲（vignettes）。其中某些实验包括将冲突描述为一种应对方法，并与其他描述和平结果的应对方法一起进行，而另一些实验则仅包括在描述国际背景后选择是否参与冲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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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译者译自原文p.646

正如图1所示，这项荟萃分析的主要结果是明确的。在每一项研究中，男性对使用武力的支持度都高于女性。男性的平均支持率略高于50%，而女性的平均支持率仅为38%，这13个百分点的差异非常显著。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适用全球。荟萃分析的结果也表明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例如，性别差异的影响在日本最大，在以色列最小。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地区中，相较于和平替代方案，女性不太赞成使用武力。

此外，本文注意到另外两组相关结果。首先，与引发危机相关，还有一些研究使本文能够检验男性和女性如何评价那些在威胁中退让的领导者，以及那些完全置身于冲突之外的领导者，这就是所谓的观众成本。本文研究了四项取自美国的代表性样本，总共包括7000多名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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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译者译自原文p.647

如图2所示，显然男性和女性都会付出观众成本：在冲突中，对于那些置身事外且不威胁使用武力的领导人来说，他们的支持率比那些发出威胁但又没有付诸实施的领导人要高得多。在每项研究中，女性造成的观众成本都高于男性造成的观众成本，但没有一项单独考虑的研究表明性别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然而，当我们汇总所有四项研究的数据时，我们发现观众成本的性别差异在p < .001水平上非常显著。

但是这些结果掩盖了一个重要差异：女性施加这些观众成本的原因与男性不同。按照科泽和布鲁特格（Kertzer and Brutger）采用过的步骤，我们使用本研究中的数据将受众成本分解，变为说一套做一套（前后不一致）的成本和首先发出威胁（好战性）的成本。结果是引人注目的：大多数男性因为前后不一致及其对声誉的威胁而施加观众成本，但大多数女性施加观众成本的原因是由于好战性。因此，女性不太支持发起可能导致使用武力的威胁和危机。

第二组相关结果与民主和平更直接相关：男性和女性对政权类型的看法似乎相似，尽管女性对武力的较低基线偏好影响了她们打击民主和专制目标的意愿。考虑约翰斯和戴维斯（Johns and Davies）以及托姆兹和威克斯（Tomz and Weeks）关于公众舆论和民主和平的实验很有价值，这些实验考察了公众对于针对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的军事打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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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译者译自原文p.648

正如图3所示，在美国，无论目标政权类型如何，超过一半的男性要么支持打击，要么“几乎”支持打击，而大多数女性则从来不支持。无论目标是民主还是独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都非常显着。在英国，不同政体类型的男女对战争的支持基线都比较低，只有少数男女都支持打击。因此，在这两个国家，扩大女性选举权都将减少对使用武力的支持。

总体而言，荟萃分析支持了我们的理论讨论：在许多地区和不同的情境下，女性对使用武力的基线偏好都比较低；女性对民主制度的看法和男性没有什么不同；女性不太支持发起危机，但总体而言并非纯粹的和平主义者。这些发现不仅指向了二元选举权和平，而且也指出了有关危机引发的一元选举权和平。

对于女性选举权民主以及冲突的统计学分析

首先，本文使用定向并矢起始模型（directed-dyad initiation models）检验公元1816年至2010年期间一元起始假说（H1）的跨国证据。其中的观察单位是定向并矢（directed dyad），而结果变量是军事化争端的启动。其后，文章使用通常用于评估民主和平的标准非定向并矢框架（standard non-directed dyad framework）来评估二元选举权和平假说（H2）的证据。

因变量：对军事化争端的参与

本文的分析采用两个主要因变量。一元分析使用变量INITIATION，当一个国家首次威胁、展示或适用武力对抗其对手时，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二元分析中使用的因变量DISPUTE，在国家首次威胁、展示或使用武力时编码为1。一国或两国对另一国威胁、展示或使用武力的二元争端，在所有其他年份都是0，这在民主和平文献中很常见。

自变量：女性的选举权

有关女性选举权的数据主要是根据联合国的《世界女性进步报告》（Progress of the World’s Women）收集的，该报告按年份列出了所有196个国家的女性投票状况。

部分一元研究发现

- 缺乏女性选举权的专制和民主国家相比拥有女性选举权的民主国家更有可能引发冲突，这与本文的一元起始假说一致。

- 缺乏女性选举权的民主国家的冲突发起行为与独裁国家相似。

- 在缺乏女性选举权的国家中，民主程度的提高可能会导致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增加。对于拥有女性选举权的国家，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民主，女性选举权的潜在安抚作用也会增强。

- 当一个国家从缺乏女性选举权的民主国家过渡到女性也可以投票的民主国家时，选举权的促进和平的效果可能会在十年内出现；而当一个国家从专制国家向拥有女性选举权的民主国家过渡时，选举权的促和作用可能会在二十年的窗口期内出现。

部分二元研究发现

- 相较于双方都采纳女性选举权的两个民主国家，以及仅有一方采纳女性选举权的两个民主国家，其他类型的两国组合明显更有可能发生冲突。

- 有一国采纳女性选举权的两个民主国家的争端倾向明显低于两个没有采纳女性选举权的民主国家。

- 随着两国都变得更民主，两国间女性选举权中相应的促和效果会变得更加突出。（完整的统计学分析请参考原文）

结论

当女性通过投票对国家政治施加更大影响力时，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偏好会转化为实质性的促进和平的效果。虽然本文不能从理论层面排除民主制度其它的有助于民主和平的影响，但本文的实证研究并未找到对众多的替代性解释的支持，包括民主制度本身对和平的影响。

本文的许多研究发现值得进一步探究。例如，个人层面、国家政策和国际互动之间的联系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女性选举权和以影响国家政策和国际结果的女性偏好，其间可能存在多种途径。未来的研究还应继续探究女性选举权和女性政治领袖不同的潜在影响。

随着国际关系领域重新开始研究个人及其偏好，它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长期以来人们所理解的性别差距。然而，个人对战争与和平的偏好改变了给予女性投票权的国家选民的总体偏好（aggregate preferences）。本文是在个人层面的性别差距与国际层面的和平之间跨时空建立联系的一步。民主赋予公众发言权，但公众并不是同质的。女性的偏好对战争中的国家行为具有重大影响，前提是存在允许女性发出声音的政治机构。

词汇积累

单一的、一元的

monadic

二元的、二价的

dyadic

议题偏好

issue preference

中间选民定理

median voter theorem

荟萃分析

meta-analysis

选举权、投票权

suffrage

投票权扩大论者

suffragist

译者： 王逸品，国政学人编译员，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硕士生，研究兴趣包括冷战史、经济外交、经济方略。

校对 | 杨溢文 陈礼

审核 | 施榕

 排版 | 李明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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